继2009年《百年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完成面世之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为中华史诗的姊妹篇，是由国家组织实施的又一次大规模主题性美术创作活动。经过多轮的评审遴选，最终确定入选作品146件，其中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各占一定比例。
此次美术创作吸引和凝聚了我国当代美术界最具实力的老中青优秀艺术家，他们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文化使命感和创作热情，在工程组委会和专家们的指导下，认真研究历史典籍资料，深入理解并把握历史的主题切入点，不断强化对主题文化内涵的认识，将集体及个人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和对艺术品格、理想价值的追求，自觉地贯注到对历史风云、文明进步以及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艺术表达之中。他们以匠心独运的构思，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精湛的造型艺术语言，创作了这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中华史诗作品，并且在史实凝缩表现、历史情景再现、艺术风格语言铸造和精神境界开拓上达到了历史以来最好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美术在历史画艺术创作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和所达到的高度，也填补了中华历史文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空白与缺憾。
河姆渡文化遗址于1973年在浙江余姚被发现，是距今约七千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中发现了由一排排木桩、圆木、木板组成的干栏式建筑群，大量的稻谷遗存及陶器、石器、木耜、骨耜等农耕工具的发现，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也发现了猪、狗、牛等家畜和犀、象、鹿、虎、猴、獐等兽骨及大量的禽类、鱼类遗迹，还有船桨等水上交通工具。
河姆渡遗址出土有双鸟朝阳纹牙雕、太阳纹碟形器、双鸟纹骨匕、五叶纹陶片和猪纹陶钵等令人叫绝的原始艺术品。
余姚河姆渡出土了数支船桨，距今约八千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有独木舟。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停放于近岸水域的水港边。跨湖桥等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木桨等遗物，说明吴越之地的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已造舟行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发明、行驶独木舟最早的地区之一。
仰韶文化以彩陶著称，距今约7000至5000年。仰韶文化分布范围以陕西关中、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为中心，东至山东、安徽交界处，西及渭水上游、甘青地区，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内蒙古河套地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河南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郑州大河村等都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遗址出土的彩陶中，有鱼、鸟、蛙等纹样，也有人面鱼纹、日晕纹、十二太阳纹、鹰鼎、人面彩陶瓶、船形彩陶壶等。
仰韶文化早期农耕聚落内的人们过着平等、和谐的氏族生活。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表明，在用壕沟围起来的村落中，大约100座的房屋被分成五组大的群落，可视为五个大家族。由这五组房屋围出一个1400多平方米的广场，构成一个共同活动的空间。各组房屋的门均朝向中央广场，形成一个典型的圆形向心布局。 他们既从事农业，也兼营狩猎、采集和陶器的制作。整个聚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
1936年良渚文化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镇，距今5300至4250年。良渚文化的陶器为黑皮灰陶，其经济形态是水稻农业，在竹木制作、养蚕、丝织、麻织等方面也都有很大发展。在良渚文化发现的大量玉器，其制作之精美、数量之多、种类之复杂为中国史前所有文化遗址之冠。往往一个墓地发掘的玉器有数千件，种类有玉琮、玉璧、玉钺、玉冠状形等器。这些玉器上刻有神人兽面像，雕刻制作精美，流露出神秘的宗教情怀。
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是祭坛和墓地的复合体，如浙江余杭的反山墓地、瑶山墓地。近年，在良渚文化的余杭莫角山遗址发现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城址。良渚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在夏代之前的尧舜时期，各地已产生邦国，并出现邦国联盟。尧、舜、禹最初都是各自邦国之君，也先后担任过中原地区邦国联盟的盟主。尧、舜、禹禅让传说，描述了盟主职位在邦国联盟内转移和交接的情形。据《尚书•尧典》等记载，尧在年老的时候，让邦国联盟内的诸族邦推举继承人，大家一致推举舜，说舜面对父亲的愚顽、继母的凶狠、异母弟弟的傲慢逞强，却能以自己的孝行感动全家并和睦相处。经过各方面的考察，尧认为舜足以授天下，于是决定让位于舜。舜正式继位前，曾把权力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避居于南河之南。然而天下诸邦和民众却不信任丹朱，而拥戴舜，因此舜继位。
舜是有虞氏之人，被称虞舜。虞舜由东方迁徙到了今晋西南的永济一带，所以舜又被称为“冀州之人”。舜执掌了邦国联盟后，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舜年老的时候，决定将权位让给禹。禹在正式继位前谦让，提出把权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避居于阳城，但是诸邦依然拥戴禹，于是禹继位。
大禹治水的传说家喻户晓，其中既有神话的成分，也有史实素材。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说“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禹在治理洪水时，“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尸子》说“河精”曾“授禹《河图》”，禹是按照河神赠送的治水地图来治理洪水，均属于神话。相传禹吸取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用疏通河道、开导川流来取代围堵的方法治理洪水，获得了成功，当有史实依据。“禹娶涂山氏女”为妻。为治理洪水，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佳话。
禹治理洪水取得了成功，在族邦联盟中建立了极大的威信。《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夏代是我国第一个多元一体的统一王朝。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王都。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面积达3平方千米以上。在二里头的宫殿建筑群中，一号宫殿最为壮观，由主殿、庭院、廊庑环绕的围墙所组成。整个建筑气势宏伟，巍巍壮观，象征着权力、地位和威严。
青铜器是夏、商、周三代重要的文明特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鼎、爵、斝、盉等礼器和钺、戈、戚、镞等兵器，以及锛、凿、钻、锥、刀等工具，另外还有各种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和铜铃等。礼器反映等级身份，兵器显示出战争， 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社会价值取向。
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各种玉礼器，如玉钺、玉璋、玉戈、玉刀、玉戚、玉圭等。这些玉器制作颇为精美。在其中一个贵族墓中出土的用绿松石片粘嵌的大型龙形器，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珍贵的精品。作为礼乐之邦的中国，玉器和玉礼器是其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甲骨文是占卜时刻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上的文字，1899年王懿荣从中医药材的“龙骨”中发现，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首次发掘，至今共发掘甲骨文十五万多片，共有单字四千多个。从文字结构上看，甲骨文已基本具备汉字构成的条件，即所谓“六书”，其中最多的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成熟的文字。
甲骨文发现以前，殷商史多停留在传说阶段，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得一大批商代的真实史料呈现在学人面前。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使得人们对商代历史文明的认识与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以及商代考古发掘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夏、商、周三代文明也称为青铜文明。在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有青铜制造的爵、斝、鼎等。商及西周时期，为青铜器的鼎盛时期。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也很发达，秦汉时期青铜器进入尾声。
商代青铜器上已铸有铭文，多数是族徽铭文或祭祀对象名称，也有一些记事内容。商代青铜器厚重庄严，如著名的“后母戊”大鼎，高137厘米，长110厘米， 宽77厘米，重达875公斤，造型雄伟浑厚，花纹富丽堂皇，铸造工艺讲究，是用作祭祀的重器。也有许多青铜器采取了动物造型，如湖南醴陵出土的一件商代铜象尊，以象鼻为注酒口，以敦实有力的四足为支撑，象的全身布满兽纹、夔龙、凤鸟、猛虎等图像，衬托以云雷纹，是一件青铜艺术杰作。
西周青铜器除了继承商代的技术和艺术外，更以其铭文的鸿篇巨制而著称于世。许多铜器铭文多达三四百字，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497字。西周青铜器铭文记录的内容有分封授土、奖赏大臣、征伐献俘、职官任命、诉讼刑罚、地域疆界和馈赠交易等，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商王武丁被称为殷高宗，开创了商朝晚期的盛世。武丁少年时父亲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体验疾苦。即位后他又将出身微贱、曾做过筑城之夫的傅说破格提拔为相。在傅说的辅佐下，武丁修政行德，国力迅速强盛，各诸侯邦国俱宾服。武丁随后对外扩张，东征西伐，《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说的就是商王武丁征伐南方荆楚之地的情形。甲骨文中有大量武丁时期的战争卜辞，其中既有武丁率将出征的记录，也有武丁命将出征的记录。甲骨文还记录武丁的配偶妇好将军曾亲自多次带兵出征。1976年，在安阳殷墟宫殿区发掘的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达468件，有“妇好”铭文的就有上百件。妇好墓中，铜鸮尊、偶方彝、三联甗、大铜钺、象牙杯等造型别致，制作精美，代表商代文明发达的程度。武丁在位长达59年，扩张了商朝的疆域，东至海滨，西到陕西，南至鄂赣，北达辽宁，商亦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周文王姬昌在位51年，号称“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商朝末年，姬昌即位后，位于西部的周邦国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另一方面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文王拓展了邦国的领地，征伐崇国、密须、犬夷，在丰修建都邑。《孟子•梁惠王》等篇说文王行仁政，治理岐山之地的周原，农民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大小官都有分地，子孙继承，作为公禄；商贾往来，关市不收税，水泽里捕鱼不禁止；一人犯罪，妻子不连坐。周边远近邦国、部落纷纷归附于周。为周人灭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周的文献中，文王享有崇高的地位。
《史记•周本纪》记载：“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散宜生等人用计谋向纣王贿赂，文王免于危难，被释放归回周原。文王被囚于羑里时，曾推演周易。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文王）拘羑里，演周易。”
商朝末年，商纣王沉醉于安逸享乐，荒淫昏暴，“重刑辟”“厚赋税”，大失民心，并且在对外征伐东夷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周武王即位九年，曾东进至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试图伐纣，诸侯不约而同到会者多达800之众。但武王审时度势，认为时机仍未成熟，令退兵。直到商纣王杀贤臣比干、囚箕子，陷于彻底孤立的时候，武王认为时机已到，于武王十一年元月，率领戎车（主力战车）三百、虎贲（冲锋兵）三千、士卒四万五千人，又联合各友邦军队，出发东征。二月间，周和各路诸侯联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到达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二月甲子日的早晨，举行誓师大会，武王历数纣的罪状，申明伐纣是代天行罚、救民于水火，同时勉励友邦冢君和周师官兵，英勇杀敌。誓师完毕，周军向纣王的大军发起攻击。纣发兵七十万迎敌，兵力人数占绝对优势。然而纣的军队临阵倒戈反攻，商王朝七十万大军顷刻瓦解。纣王大败，逃奔鹿台自焚而死。牧野之战，只用一天时间即告结束。
周灭商而建立周王朝后，采取了分封制来统治广大地区。最初的分封于武王灭商后开始，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是在周公当政和成康时期。《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周初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姬姓诸侯多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后裔。异姓诸侯有周人的亲戚，有归附周朝的方国乃至部落首领。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封国有：封姜太公于齐，都营丘；封周公于鲁，都奄，周公派长子伯禽就国；封武王的弟弟康叔于卫，都朝歌；封成王的弟弟叔虞于晋，都唐；封召公于燕，都蓟；封商纣的哥哥微子启于宋，都商丘等等。这些分封的诸侯国于周王室有按期纳贡朝觐的义务和出兵助周天子征伐的义务。《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了在洛阳建成东都“成周”后举行王会诸侯的仪式，记录了西周王朝诸多周边民族前来成周朝见周天子的盛况。
《周易》是卜筮之书，以八卦为基础。八卦和筮法起源很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甲骨卜辞中发现有数字组成的八卦符号。司马迁《史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即周文王在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期间，将《周易》八卦进行演化、完善，由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现在的研究多认为，《周易》是在商周之际经多人之手长期整理而成。
《周易》分成“经”“传”两部分。“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它用“—”和“--”两个基本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和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即八卦。八卦每一卦代表一基本事物，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叠可组成六十四卦。“传”的部分是西周之后的人对《周易》的阐释，编成《文言》、《系辞》、《说卦》等十篇，称为《易传》。宋代以前的人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北宋以来有学者怀疑此说。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主张《易传》是战国人总结了前人对《周易》的阐释而编成。
《周易》是我国上古时代哲学思想的结晶，它演示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玄妙关系，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是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滥觞和渊薮。
齐桓公乃春秋五霸中第一位称霸者，即位第七年（前679）开始称霸，在中原称霸三十余年。齐桓公称霸任用管仲为相。《史记•管晏列传》说齐桓称霸，“管仲之谋也”。齐桓公依靠管仲，整顿国政，在相之下设立五官分司管理中央行政机构，建立了以君主为最高管理者的国家管理系统。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在行政组织中层层建立军事组织。在经济方面，管仲废除公田制，改为按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齐国有山有海，管仲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又铸钱调剂物价贵贱。数年之间，齐国便国富兵强。
桓公称霸后打出“尊王攘夷”旗号，利用周室的正统地位，团结诸侯，以对抗经常威胁中原的楚和北狄。桓公做霸主，曾救邢救卫救北燕，阻止戎狄的侵扰。百余年后，孔子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的统治了。”又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齐桓公死后，齐国因争夺君位而致内乱，霸权移至晋国。
战国时，七国争雄，首先是魏齐争霸。魏国在魏文侯时任命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最先强盛起来。齐、秦经过变法后也强大起来。赵国不甘受魏的控制，与齐结盟，于公元前354年进攻魏的属国卫国。魏派大将庞涓率兵伐赵，攻下了赵的首都邯郸。赵向齐求援，齐国派田忌、孙膑率兵救赵。孙膑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解救了赵国之围。公元前342年，魏大举伐韩，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国又派田忌、孙膑领兵救韩。马陵一战，魏军全军覆没，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接着韩、齐、楚、秦又四面来攻，魏一再失利，向齐表示臣服。
魏国衰弱，秦国趁机东进，出现秦、齐两大强国对峙的局面。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与齐湣王相约共同称帝，一为西帝，一为东帝。燕国大将乐毅联合秦、楚、韩、赵、魏等大举伐齐，攻占齐国70余城池，齐国元气大伤。齐、秦东西对峙的局面也告结束。此后，楚、韩、魏、燕、齐先后衰落。赵在与秦的长平之战中战败，4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活埋，赵走向衰落。秦国开始走向统一六国之路。
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后秦孝公封他于商（今陕西商县），故又称商鞅。商鞅先是投奔魏国，在魏国得不到重用，就到了秦国。秦孝公与商鞅交谈甚欢，重用商鞅进行变法。
公元前359年，商鞅第一次变法，提出：一、奖励军功，打击世卿世禄制。二、重编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督。三、奖励耕织。商鞅新法实施10年，取得显著成绩，秦国日益富强。
公元前350年，秦都从雍迁至咸阳，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一、推行县制。二、废井田，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按土地多少纳税。三、统一度量衡。四、参照李悝《法经》制订了秦国的法律，并公布于全国实施。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亡，太子继位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被迫逃亡，最后在自己的封邑抵抗失败，被处以车裂之刑。因商鞅变法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商鞅的主张在商鞅死后，仍得以贯彻实行。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国家，进而走向兼并六国、推行秦制、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道路。
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的一种军事变革。赵国居北方，与东胡、林胡、娄烦、匈奴等游牧民族相邻。这些“胡人”善于骑马射箭，具有极强的灵活机动能力。为此，赵武灵王决心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当时中原各国以车战和步兵为主，甲士身着宽袍大袖，披着笨重的铠甲，山地作战很不便。但是，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时，遭到公族中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与他们反复辩论，并带头穿胡服，习骑射。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一、把原来宽袍大袖的服装，改为胡人那种短装紧身服饰，束皮带，穿皮靴，以适应马上训练、作战；二、组建骑兵，招募骑兵骑射；三、兴建“骑邑”，在赵国境内建设专门训练骑兵的军事据点。
胡服骑射大大提升了赵国的军力。不久，赵国首先灭中山国，然后南抑魏、齐，北逐三胡，“辟地千里”。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的优越性，对中原国家军队的发展影响极大，从此，各国逐渐以步骑兵成为军队主力而替代了车兵，“胡服骑射”成为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军事变革。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幼年时，家境贫困，曾做过鲁国季氏家看管仓库的“委吏”等。孔子30岁以后开始收徒讲学，50岁左右参政，最高做到了鲁国司寇（最高司法长官）。孔子55岁时受排挤，于是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68岁返回鲁国，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73岁去世。
孔子以讲学为业，是最早创立私学的人之一。孔子招收学生，不问出身，不分长幼，不论贫富，主张“有教无类”。传说他收过3000弟子，其中有“贤人七十二”。孔门主张“学而优则仕”。孔子的教学内容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课。
孔子教学也治学。他晚年从流传的大量典籍中，筛选、编辑、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书，称为“六艺”，汉代称之为“六经”，这是儒家学派最重要的经典。孔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论语》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录。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还说《老子》（即《道德经》）是老子路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关令尹喜知道他即将隐去，请他写下的。
在仅有5000字的《老子》中，老子阐述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自然观上，老子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产生天地万物。在认识论上，老子首倡自觉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认为应该用自觉来体验、认识这个世界。老子对中国古代哲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辩证法思想。他指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可以相互转化的，诸如“有无相望，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
老子反对统治者的苛暴，主张以“无为”治国，提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还揭露了统治制度的道德虚伪性和欺骗性。老子推崇保守落后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主张“无知无欲”“结绳记事”，向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生活。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楚威王曾派使者带着贵重礼物聘他做宰相，庄子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生活贫穷，曾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用带子系着破鞋去见魏王。晚年他曾靠打草鞋谋生，过着一介贫穷知识分子的生活，“著书十余万言”。现存《庄子》一书共33篇，一般认为内篇7篇为庄子所著，外篇、杂篇都掺杂有其门人及后人的作品。
庄子将老子的“道”进一步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洞察了人生的苦难，提出将“逍遥”作为人生追求的境界。他在《逍遥游》中举例说，北海有一种叫鲲的鱼，非常巨大，有几千里长。它化而为鸟叫鹏，鹏的背也不知有几千里。鹏飞动的时候“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大鹏是乘着六月大风而飞向“南冥”天池的，可见，大鹏的高飞还要借助于长翼和大风。他认为真正的逍遥则是：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界！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记录墨子思想的《墨子》也称为《墨经》，由其门人整理而成。墨子开创的思想体系有十大内容：“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其中“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就是爱一切人，视人如己。要“兼爱”，就要反对战争，即“非攻”。“尚贤”要求国君不分等级、不论出身，举贤任能。“尚同”是在尚贤的前提下要求天下奉行统一的法仪。“节用”、“节葬”、“非乐”是反对贵族的奢侈腐化，提倡节俭，反对厚葬。墨子认为音乐、舞蹈都属于奢侈享乐的东西，所以主张“非乐”。“非命”是反对命定论，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但他又主张“尊天”，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能赏善罚恶，主张顺从“天志”，同时还认为鬼神是存在的，主张“事鬼”。
墨家在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也很有建树。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传世有《孟子》。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他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原本人人都有，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根苗。孟子提出实行“仁政”的学说。他主张国君要“推恩”，把本性中的“善”加以推广，就是“仁”。他认为推行“仁政”，就得使民有恒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恒产”是长期占有的财产，“恒心”是稳定的道德观念与行为标准。这就要求国君为民制产，让民有自己的田地，所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百姓之“恒产”。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提出“舍生而取义”的价值观念，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道德标准。
韩非，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韩非曾多次上书劝谏韩安王采用富国强兵的办法，但没有被采纳，于是退而著书立说。其学说传到秦国，秦王政（即秦始皇）正准备统一天下，读到韩非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起兵伐韩，迫韩交出韩非。公元前233年，韩非到秦，秦王政大喜，与韩非日夜交谈。然而，韩非的到来引起李斯的妒忌，他进谗言陷害韩非，韩非被下狱。后李斯送毒药迫使韩非自杀。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受到秦始皇、李斯、秦二世的重视，成为秦王朝的指导思想。
韩非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认为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术即权术，是君主驾驭和控制臣民的手段；势即权威，是“人主之筋力也”，是实施法和术的前提。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三者须结合使用。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称为“诗三百篇”，是我国诗歌的起点和源头。《诗经》原称为《诗》，后经孔子修订后成为儒家的经典，故称为《诗经》。《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又称《国风》，即十五国风，保存有大量民歌，是《诗经》的精华。《雅》分《小雅》和《大雅》，多是贵族歌颂帝王功绩的作品。《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内容是祭祀或大朝会时用于歌功颂德的颂歌。
《诗经》在语言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后人将其表现手法归纳为“赋、比、兴”。“赋”即铺陈直叙，“比”即类比，“兴”即起兴，即先说其他的事物、景象来引出自己所要歌颂的事情。《诗经》在春秋时代就有极大的影响，公卿大夫往往在政治、外交场合引用《诗经》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或情志，《诗经》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屈原，名平，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其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生活在楚怀王时期。屈原最初受到楚怀王信任而被重用，做到左徒的高官，掌管出纳号令，参与楚国内政外交。他主张通过制定新法令来改革楚国的政治，联合齐国抵抗秦国。他要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偏斜）”（《离骚》），就是要选拔贤能担任官吏，按照法令的准则来办事。结果他遭到子兰（楚怀王幼子）、郑袖（楚怀王宠姬）和上官大夫等贵族的排挤。楚怀王听信谗言，免除他的官职，并将其放逐。顷襄王继位后，他又再度被放逐。最终楚被秦攻破，国都郢失守，屈原见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绝望已极，投汨罗江自杀。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二千四百多字。诗人从自己的身世、品德写起，表现了他追求崇高理想的坚贞意志和深挚的爱国情怀，也揭露了楚国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势力的猖狂。屈原的诗篇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开拓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孙武，字长卿，生于春秋末期齐国田氏家族。他从齐国出走到吴国，觐见吴王阖闾，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过兵书后，赞不绝口，拜孙武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孙子兵法》具有辩证法思想特征，将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注意把握事物转化上的“节”与“度”，善于透过现象而抓住本质，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整篇《孙子兵法》都是讲如何克敌制胜的方法和手段。
《孙子兵法》以其伟大而深刻的思想、丰赡详备的内容，对中国历代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宗”。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孙武，字长卿，生于春秋末期齐国田氏家族。他从齐国出走到吴国，觐见吴王阖闾，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过兵书后，赞不绝口，拜孙武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孙子兵法》具有辩证法思想特征，将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注意把握事物转化上的“节”与“度”，善于透过现象而抓住本质，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整篇《孙子兵法》都是讲如何克敌制胜的方法和手段。
《孙子兵法》以其伟大而深刻的思想、丰赡详备的内容，对中国历代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宗”。
都江堰是著名的水利工程，由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和儿子二郎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修筑在岷江流经四川灌县西边。岷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在灌县以下，经常泛滥成灾。而洪水过后，往往又出现旱灾。公元前250年，李冰父子最初治理岷江时，先是在岷江东岸、灌县西边的玉垒山凿开一个缺口，引进江水灌溉田地，这个缺口被称为“宝瓶口”，与玉垒山分离出来的石堆叫“离堆”。宝瓶口的地势较高，引进的江水流量较小，分洪灌溉的作用不大。于是李冰父子率人在岷江的江心筑起堤堰，把江水一分为二，分成内江、外江两股，又用类似栅栏的、可活动的杩槎把两股水拦住。涨水时，把两边的杩槎都打开以泄洪；干旱时，把外江的杩槎拦起，使内江的水位高涨，引入宝瓶口以灌溉耕田。都江堰不仅彻底解决了岷江的水患，而且使成都平原的300多万亩耕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使成都平原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都江堰的建成使水流减缓，江面平稳，促进了航运的发展。都江堰把水害改变成水利的功效，至今仍发挥着作用，李冰父子也因此流芳千古。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一是通过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二是统一南岭，统一西南夷，征伐匈奴；三是废除分封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四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实行“车同轨”“书同文”。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了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郡县制的推行，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即进行了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宣布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与篆书通行的同时，又创造出一种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即“隶书”。秦始皇委派程邈对隶书进行整理，在全国推行。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今北京密云），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据秦朝法律，“失期当斩”。担任屯长的陈胜与吴广商议，认为逃亡是死，起义也是死，不如拼死夺取政权。他们还认为“天下苦秦久矣”，若乘此时起义，天下“宜多应者”。于是陈胜和吴广杀死两名押送的秦尉，举行反秦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先后攻占了大泽乡、蕲县，队伍迅速扩大，到攻下楚的故都陈（今河南淮阳）时，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战士数万人。此时，陈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陈胜称王后，派吴广率主力军进攻荥阳，另派起义军南取九江，东南取广陵，西南取南阳，北取魏地，还以周文为将军，率军进攻关中。后周文被章邯击败后自杀，吴广被部将杀害，陈胜在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其车夫庄贾杀害。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宣告失败。
陈胜起义后，项羽、刘邦等起兵响应。巨鹿一战，项羽消灭了秦王朝赖以存在的军队主力。而刘邦先于项羽到达关中，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秦朝灭亡。项羽率大军入关中，刘邦以卑辞屈服的姿态逃过“鸿门宴”之劫。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项羽共分封18个王。
不久，田荣自称齐王，与彭越联合起兵反楚。刘邦听从韩信之计，暗度陈仓，占领关中，并乘项羽攻打齐王田荣之机，率兵攻占项羽都会彭城。项羽急率3万精兵回师，刘邦战败，退守荥阳。刘邦一面派人与项羽和谈，以图缓兵，一面用反间计，使项羽谋臣范增离开了项羽。彭越在梁地袭击楚军，断楚粮道；刘邦大将韩信攻下齐、燕，从东方威胁楚军；刘邦又南联九江王英布，项羽势力由强转弱。公元前203年，项羽向汉求和，约定以鸿沟为界，双方罢兵。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发兵追击，围项羽于垓下。项羽溃败后，突围至乌江自刎。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氾水之南，国号汉，五月迁都长安，建立了汉王朝。
《大风歌》乃刘邦所作。公元前203年十二月，刘邦与项羽垓下（今安徽固镇界）之战，项羽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战胜项羽，听从张良、陈平等人的建议，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人为王，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后，刘邦即开始消灭这些异姓王。汉十二年（前195）七月，淮南王英布谋反。十月，刘邦击败英布，还师经过故乡沛县（今属江苏），召集故乡父老兄弟同饮。酒酣时，高祖击筑而歌《大风》：“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词以楚歌的形式，表达了成就天下霸业、衣锦还乡以及求贤纳士的迫切心情，气势宏伟，流传千古。
汉代在文帝和景帝时，推行汉初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文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减轻税率，下诏减免田税。刑罚中废除了“诽谤妖言法”“收孥相坐法”，废除肉刑。文帝广求人才，改革任官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文帝还躬自俭约，不允许贵族官僚滥事搜刮，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西汉王朝统治渐趋稳定，社会富庶繁荣。
文帝死后，其子景帝即位，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节俭爱民，与民休息，田赋三十税一。景帝大力兴办水利事业，促进农业生产；省刑减罚，减轻笞刑。景帝任内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规定王子受封为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打击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文帝、景帝两代在位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扭转了汉初经济落后、政局动荡的局面，呈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繁荣景象，奠定了汉代民富国强的物质基础。
汉朝第七位皇帝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是汉朝盛世之君。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政治方面，他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在经济方面，他重农轻商，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奸商，并将盐、铁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加强发展了农业经济。在军事方面，他改革兵制，派卫青、霍去病征战匈奴，使匈奴再也无力与西汉政府相对抗，保证了北部边疆乃至全国的安全。在外交方面，他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开拓了西北边疆，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联系。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于公元前108年，在卫氏的统治地区设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在南方，汉武帝灭南粤、发兵出击西南夷，使夜郎、滇等政权及许多部落归附汉朝。汉武帝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个扩大中国疆域的皇帝，奠定了中国辽阔疆域的基础。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派张骞率一百多随从出使西域。在路经匈奴时，张骞被俘。匈奴对他威逼利诱，但他誓死不降。在十余年中，张骞终于寻得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经康居（今撒马尔罕），抵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居乐业，不愿再与匈奴作战。张骞在大月氏、大夏逗留一年多，在归途中又被匈奴截获。乘匈奴内乱，张骞逃回汉朝，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300人的使团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每人备两匹马，携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达乌孙，欲说服乌孙东返，与汉共同抵御匈奴，但未成功，于是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前115年，张骞和乌孙的使者几十人回到长安。张骞的副使们也带着其他国家的使者回到长安。从此，西域不断派使者到长安，西汉也遣使者到西域各国去，西汉建立了和西域各国的联系。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从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他的卓越贡献举世称道。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派张骞率一百多随从出使西域。在路经匈奴时，张骞被俘。匈奴对他威逼利诱，但他誓死不降。在十余年中，张骞终于寻得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经康居（今撒马尔罕），抵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居乐业，不愿再与匈奴作战。张骞在大月氏、大夏逗留一年多，在归途中又被匈奴截获。乘匈奴内乱，张骞逃回汉朝，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300人的使团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每人备两匹马，携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达乌孙，欲说服乌孙东返，与汉共同抵御匈奴，但未成功，于是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前115年，张骞和乌孙的使者几十人回到长安。张骞的副使们也带着其他国家的使者回到长安。从此，西域不断派使者到长安，西汉也遣使者到西域各国去，西汉建立了和西域各国的联系。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从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他的卓越贡献举世称道。
太学是汉代的最高学府。西汉早期，只有私家教学，没有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创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老师称博士，学生称太学生或博士弟子。学生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主要学习内容。汉武帝起初批准博士弟子五十人，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时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
汉初，朝廷为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为加强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政策。尤其是在选拔官吏时，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的主要条件，儒学得到独尊的地位，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受父亲熏陶，熟读史籍，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开始修撰《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获罪下狱，遭受宫刑。公元前96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为中书令。他继续著史籍，经10余年的艰苦努力，他完成《史记》巨著。
《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堪称第一部中国通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既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他“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叙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爱憎分明。司马迁自述此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是一种韵体散文，“不歌而诵”，用韵语细腻地描写各式各样的事物。“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即为赋在文学上的作用。汉初受屈原楚辞的影响，盛行骚体赋，主要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武帝时，汉赋走上极盛阶段，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是这个时期赋的代表作。其后，扬雄作赋，用思深沉，构辞精密，也是辞赋大家。
汉代还盛行乐府诗。朝廷设立乐府采民间歌谣，使它成为乐府歌诗。汉武帝时，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集民歌，集中于乐府。这些民歌经文人加工，又出自民间，故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众的爱憎感情。许多篇章有完整的故事性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既细腻又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成为文学中的瑰宝。《陌上桑》便是极负盛名的佳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孝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相传尧舜时期就讲究孝。《尚书•尧典》说：舜面对父亲的愚顽、继母的凶狠、异母弟弟的傲慢逞强，却能以自己的孝行感动全家并和睦相处。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孝经》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也有人指出，《孝经》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孝经》说孝是天地之规范，诸德之根本，主张把孝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汉代“举孝廉”，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需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汉代的“孝廉”是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从汉代开始，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和发明家。汉代时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有三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张衡不但注重天文理论研究，还注重机械仪器的研制，设计制造了漏水转浑天仪和地动仪。东汉时，张衡制造的水运浑天仪以漏水为原动力，通过齿轮的转动，比较准确地把天象演示出来。浑天仪在天文仪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天球仪。
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地动仪用铜制成，圆径八尺，形似酒樽，内部安置机关，按照八个方向，装八个龙头，龙嘴里各衔着一个小铜球，下面蹲着八只张嘴的蟾蜍。如某一方向发生地震，同方向的龙嘴里就吐出铜球，落到蟾蜍嘴里，人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公元138年，地动仪准确地测定出在陇西（今甘肃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
王充出身贫寒，曾到京城洛阳太学上学。《后汉书》记载，王充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通众流百家之言”。他做过短期的州郡吏，其余的岁月居家从事教学和著述，写成《论衡》85篇（今存84篇），20余万言。
《论衡》具有非凡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王充自称其思想违背儒家之说。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论。王充认为，灾异的发生是一种自然现象，源于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变化，与人事无关，否定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反对神不灭和有鬼论，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王充继承了荀子、韩非等人的历史进化思想，强调历史是前进的、发展的，反对崇古非今。他揭露和抨击了世家大族的种种丑行，要求进行社会政治变革。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政治日趋腐朽，加上自然灾害，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里，见于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其中以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最著称。
张角，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太平道的领袖。灵帝初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与其弟张宝、张梁借行医传教招收门徒，他还派8名大弟子四处传道，十多年间，徒众达数十万，遍布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地区。
经过充分的准备，张角决定在甲子年（184）三月五日发动全国各地信徒同时起义，提出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不料，在预定起义的前一个月，张角弟子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大方帅马元义被捕牺牲，洛阳千余群众惨遭杀害。张角当机立断，提前于二月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因起义军头裹黄巾为标志，被称为黄巾军。
中华医学是中华文明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其中，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奠定了中医学的脉诊理论，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能用望、闻、问、切来临床诊断，也能运用针灸的方法治疗疾病。相传医学的《难经》为扁鹊所作。
《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著作，是战国医学家假托黄帝而作，在中医学理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张仲景是东汉后期医学家，被称为医圣。他的《伤寒杂病论》是医者必读名著。华佗是东汉三国时的名医，他掌握了当时先进的麻醉术、解剖术、诊断术和止血术，能成功地进行腹腔外科手术和复杂的外科手术。孙思邈，隋末唐初人，被尊称为“药王”。他撰写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集医学之大成。他在营养卫生、药物、妇产、小儿科和针灸等方面也都有重大贡献。明代的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一书。全书收录各家《本草》所载药物1558种，新增374种，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巨著。针灸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其铸造的与人身等高的针灸铜人，也属中国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
中华医学是中华文明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其中，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奠定了中医学的脉诊理论，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能用望、闻、问、切来临床诊断，也能运用针灸的方法治疗疾病。相传医学的《难经》为扁鹊所作。
《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著作，是战国医学家假托黄帝而作，在中医学理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张仲景是东汉后期医学家，被称为医圣。他的《伤寒杂病论》是医者必读名著。华佗是东汉三国时的名医，他掌握了当时先进的麻醉术、解剖术、诊断术和止血术，能成功地进行腹腔外科手术和复杂的外科手术。孙思邈，隋末唐初人，被尊称为“药王”。他撰写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集医学之大成。他在营养卫生、药物、妇产、小儿科和针灸等方面也都有重大贡献。明代的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一书。全书收录各家《本草》所载药物1558种，新增374种，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巨著。针灸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其铸造的与人身等高的针灸铜人，也属中国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后世的数学家大都是从《九章算术》开始学习和研究数学知识的。该书系统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九章算术》不仅在数学上最早提到分数问题，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全书内容涉及算术、代数、几何等诸多领域，并与实际生活紧密关联，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经过很多人长时间修改删补，到东汉时期才逐渐形成定本。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为世界数学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周髀算经》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周就是圆，髀就是股。此书原名《周髀》，唐初定为国子监明算科的教材之一，故改名《周髀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本算术类经书，亦是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学著作，阐明了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周髀算经》在数学上的成就是介绍了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以及怎样引用到天文计算。
《隆中对》描述的是中国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因发生于隆中，因此后世称之为《隆中对》。刘备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称其为潜伏在人世间的龙，并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建议刘备亲自拜访。刘备思贤若渴，三顾隆中之草庐，求见诸葛亮。26岁的诸葛亮与刘备进行了著名的“隆中对策”，他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指出曹操控制整个北方，实力雄厚，又因挟持献帝占有政治优势，无法与之抗衡；江东经孙氏三代经营，基本巩固，又有地理优势，不可窥视；荆州控制长江咽喉，是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刘表昏庸无能，可从其手中夺取荆州，以此为据点，进而夺取益州。诸葛亮建议刘备可采取东联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等待时机以成就帝王之业。诸葛亮的宏论使刘备彻底折服，诸葛亮也由此出山辅佐刘备。
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率军南征荆州，欲一统南北。荆州的刘备退守夏口（今湖北汉口），派诸葛亮到江东，商同孙权结盟，共谋抗曹之计。曹操率20余万众（号称80万大军）与孙刘联军5万相遇于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
曹军步骑面对大江，失去威势，而新整编的荆州水兵战斗力差，又逢疾疫流行，以致初战失利，退回北岸，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因北方士兵不习水战，曹操下令将战船用铁索连结，士兵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周瑜部将黄盖建议火攻，得到赞许。黄盖遣人送信给曹操，假称投降。是夜，东南风大起，黄盖率船数十艘起锚，前面十艘满载浸油的干柴草，以布遮掩，插上与曹操约定的旗号，顺东南风驶向曹操船只。接近曹营时，黄盖下令点燃柴草，火船乘风闯入曹军船阵，顿时一片火海迅速延及岸边军营，“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曹军伤亡惨重，死者过半，守襄、樊一带。
赤壁大战后，刘备乘胜取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次年又任荆州牧，奠定了壮大发展、进据益州的基础。曹操退回北方。孙权为抗曹，继续与刘备联盟。三国鼎立格局趋于形成。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年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在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三曹”指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是尽人皆知的经典故事。建安七子也颇为著名，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和刘桢。建安时代，人才济济，文人辈出，在诗、赋、文的创作上都有新的突破。
“竹林七贤”指魏晋时期七位著名的文人，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这些文人因反对礼教、蔑视权贵、经常一起在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山水中饮酒清谈，故称“竹林七贤”。“玄学”一词出自《老子》书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嵇康、阮籍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认为名教（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和自然是对立的，主张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他们反对溺于名利、为琐碎礼法所束缚，而要顺应自然，逍遥自在。嵇康弹奏的《广陵散》琴曲甚为著名，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向秀为《庄子》作注，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成《庄子注》而传世。
“竹林七贤”指魏晋时期七位著名的文人，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这些文人因反对礼教、蔑视权贵、经常一起在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山水中饮酒清谈，故称“竹林七贤”。“玄学”一词出自《老子》书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嵇康、阮籍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认为名教（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和自然是对立的，主张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他们反对溺于名利、为琐碎礼法所束缚，而要顺应自然，逍遥自在。嵇康弹奏的《广陵散》琴曲甚为著名，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向秀为《庄子》作注，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成《庄子注》而传世。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陶渊明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文学史上称他为“田园诗人”。他的田园诗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陶渊明的诗《归田园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港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语言质朴自然，在精炼之处见自然，具有独特风格。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岁继位，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临朝称制。在孝文帝的前期改革中，冯氏的作用更大。北魏前期，百官没有俸禄，军事将领和官吏的收入靠赏赐、掳掠、搜刮、贪污和经商等手段来获得，不仅导致腐败，更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冯太后和孝文帝由班禄开始，进行前期改革，整顿吏制，惩治腐败。孝文帝推行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并颁布了三长制和租调制。三长制使许多农户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编户，租调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公元490年，亲政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以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的后期改革。汉化改革有：改穿汉服，禁止在朝廷上穿胡服；改语言，规定不得在朝廷上讲鲜卑语；改籍贯，迁都后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官制，废掉鲜卑原来的官制，多仿南朝官制；胡汉通婚，皇族宗室带头与汉族通婚；改汉姓，“定姓族”，建立门阀制度。“定姓族”对北魏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但对鲜卑族汉化起了积极作用。
孝文帝改革在中国民族史上成为民族融合的典范。
祖冲之，南北朝时期人，出生在河北省涞源县，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历法学家，文学家、机械发明家。祖冲之在数学上最卓越的成就为计算出圆周率。
中国古代的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圆的周长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但是余多少，意见不一。在祖冲之之前，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4位数。祖冲之在此基础上，将圆周率推算至小数点后7位数即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一千多年以后，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在1427年才超过祖冲之，达到小数点后16位的精度。
贾思勰，北魏末期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南）人，曾任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他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具有丰富经验的农民请教。他中年以后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到东魏武定二年（544）间，写成了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全书共九十二篇，共计十一万多字，引用前人著作有一百五十多种，记载的农谚有三十多条。全书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如播种、耕作、土壤、施肥、轮作、育种等，以及蔬菜栽培、果树培育、蚕桑事业、野生植物的利用，家畜、家禽、鱼、蚕的饲养和疾病防治及农、副、畜产品的加工（酿造和食品加工），以至文具、日用品的生产等，几乎对所有农业生产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堪称北朝时期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指南，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农业科学著作。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画士在绍兴兰亭集会，饮酒赋诗，汇诗成集，是为《兰亭雅集》。王羲之挥毫作序，为《兰亭序》，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此序不仅文字优美，在书法上潇洒流畅，宋代书画家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出身于世家大族，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伯父王导是东晋丞相。王羲之，琅玡临沂人，后因欣赏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山水，定居于会稽。他先后担任东晋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为人坦率，不拘礼节，在任职期间，曾对宰相谢安等人提出过重要而切实的政见，也关心百姓疾苦。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称病弃官，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与名士遍游山水。东晋升平五年（361）去世。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后世称为“书圣”。《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石窟艺术占有独特地位。中国石窟艺术分布广泛，其中以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最为著名。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三路的分合点，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融合而沿途留下的石窟艺术。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元年，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此地原是北魏都城平城，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杰作。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市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于洛阳（493）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2680余品，佛塔70余座，造像10万尊，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艺术造诣。
慧能（638—713），一作惠能，俗姓卢氏，河北燕山（今涿州）人。慧能幼年丧父，后移南海，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慧能24岁时，一日卖柴于市，听客诵《金刚经》，萌生了去黄梅寺弘忍大师处学习佛法的念头。此后他以行者之身，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世称禅宗六祖，亦称六祖慧能，成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
慧能所创造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改革。他主张人人都有佛性，抛弃繁琐的经院佛学和宗教仪式，不讲累世修行和布施财务，不讲究诵经拜佛，不执着于坐禅，提倡“自悟自修”“顿悟成佛”。他完成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使禅宗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佛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他的学说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慧能去世后，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宋太宗、仁宗、神宗都对他进行加谥，神宗的加谥是“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一些著名文豪如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都为慧能撰写过《碑铭》。
慧能（638—713），一作惠能，俗姓卢氏，河北燕山（今涿州）人。慧能幼年丧父，后移南海，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慧能24岁时，一日卖柴于市，听客诵《金刚经》，萌生了去黄梅寺弘忍大师处学习佛法的念头。此后他以行者之身，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世称禅宗六祖，亦称六祖慧能，成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
慧能所创造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改革。他主张人人都有佛性，抛弃繁琐的经院佛学和宗教仪式，不讲累世修行和布施财务，不讲究诵经拜佛，不执着于坐禅，提倡“自悟自修”“顿悟成佛”。他完成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使禅宗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佛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他的学说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慧能去世后，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宋太宗、仁宗、神宗都对他进行加谥，神宗的加谥是“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一些著名文豪如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都为慧能撰写过《碑铭》。
贞观（627—649）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唐太宗统治时期，任用魏征等贤臣为官，政治清明，虚心纳谏，制定开明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使“丝绸之路”成为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贞观时期，社会秩序稳定，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唐太宗即位后，将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留心吏治，任人唯贤，从谏如流。他鼓励臣下直谏，善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直陈其过，皆切中时弊，太宗多能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长安城除了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势恢弘之外，唐代的长安，每逢佳节都要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在正月十五的“上元节”，街市上花灯照如白昼，男女老幼纷纷夜游观灯，到处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皇家宫廷、王公贵族家中也燃放花灯，争奇斗胜。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唐玄宗在长安安福门外举行灯会，“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服饰艳丽、装束一新的长安少女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尽欢而罢。唐诗人张祜在《正月十五夜灯》诗中有这样的描写：“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灯会中还有百戏演出和游艺活动。百戏分为歌舞戏和杂技两类。歌舞戏种类繁多，热闹非凡。
长安城内富足祥和，来自国外的“胡商”们开设货栈、酒肆，吸引着文人骚客光顾聚饮。李白《前有樽酒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描写了胡商酒店畅饮快意之情景。长安城内胡风极盛，胡汉交融，互利互补，为盛唐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机活力，显示了唐王朝的自信与开放气度。
含元殿是唐朝长安城内大明宫中的正殿，是皇帝进行大朝、常朝的地方，始建于龙朔二年（662）。
唐王朝自贞观年间起，国力强大，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因开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大唐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留学生和商人汇聚于此，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诗人王维“九天阊阖（指宫殿的正门）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代指皇帝）”的诗句，描绘出万国来朝—各国使节云集京城拜谒唐朝皇帝的情景。诸如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骠国（今缅甸）、真腊（今柬埔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林邑（今越南）、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西域和中亚各国、西方的拜占庭（东罗马）、波斯（今伊朗）、大食哈里发帝国（阿拉伯）、日本等均有使节到长安。唐代皇帝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大朝会活动。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重要的法典。它由12篇律文和对律文逐条逐句疏证解释的“疏议”所组成，共30卷。在《唐律疏议》中，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作权威性的统一解释，给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罚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文析之”。《唐律疏议》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封建法典，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各国都有重大的影响，是中华法系的代表。
在司法实践中，《唐律疏议》给断案者提供了司法审判的依据，也提供了便利。但断案是否公正廉洁，则与父母官的道德品质、职业操守、能力水平等密不可分。唐代的死罪要由皇帝批准，并且要三次复奏，复奏批准后方能行刑。《唐律疏议》问世之前，唐太宗就较注意法律的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他要求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按皇帝的喜怒或宽或严。因此，一部好的法律还需一大批依法断案者来执行、体现。
玄奘，名陈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是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译经师。他自幼聪明，八九岁就开始攻读中国古代的经典。隋炀帝大业十年（614），朝廷决定要度27名僧人，举行公开考试，玄奘被主考官破格录取，于净土寺出家。四年后，玄奘游历四川、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著名寺院。在学习佛学经典中，他发现以往翻译的佛学经典词不达意之处很多，遂萌发去印度学习、取经的想法。
唐贞观二年（628），二十八岁的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古印度）取经。他游历新疆、中亚、印度一带，不畏艰险，跋涉数万公里，历时17年。到天竺后，他拜印度名僧戒贤等高僧为师，研习《瑜伽师地论》等佛经，并将《老子》和《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携带六百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完成了西天取经的宿愿。他先后住在长安弘福寺和大慈恩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直至去世。
玄奘在中国佛教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佛教事业，传译了许多经典，丰富了祖国的文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
鉴真，唐朝高僧，江苏扬州人，本姓淳于，十四岁出家，法名鉴真。唐天宝十二年（753）十月，66岁高龄并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十二月，鉴真一行到达日本九州岛，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年，鉴真被请到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传戒。日本朝廷为请鉴真推行严格的受戒制度，在东大寺修建了戒坛。日本圣武太上皇、光明太上皇后、孝谦天皇、皇后及官员僧侣等四百多人登坛受戒。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鉴真和尚受邀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弘扬佛教律宗，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广为传播。从发愿东渡到东渡成功，鉴真经历了十二年的漫长历程。前五次航海启程，均受挫败，经历了来自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诸多考验，受尽了颠沛流离、长途跋涉之苦，精神上与肉体上都受到巨大的创伤。在第四次东渡受挫后，鉴真双目失明，但他矢志不渝，终于在第六次启程后东渡成功。鉴真到日本后，辛勤劳作十年，对日本的佛教、建筑、雕塑、医学、文学、书法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日本的文化影响深远。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在日本逝世，终年76岁。
文成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宗室女，自幼受家庭熏陶学习文化，知书达礼，并信仰佛教。公元641年，她出嫁吐蕃的松赞干布。
公元636年，年轻的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他向往大唐的制度和繁华，曾几次派使臣带着珍贵的礼物，向唐朝求婚，但唐太宗未允。公元640年，他以更加虔诚和恭敬的态度再次向唐朝求婚，唐太宗终于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公元641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
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去不少医药、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书籍和各种谷物、蔬菜的种子以及精致的手工业产品，对吐蕃的农牧业、手工业以及宗教文化等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公主本人也因此得到了吐蕃人民的深深爱戴，成为汉藏友好交往的使者。著名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至今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科举考试开端于隋代、成型于唐代。隋朝废除了魏晋以来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继而设进士科，通过考试分科选拔官吏，为分科取士。唐代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五十多种。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分为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院试合格者为秀才。乡试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录取贡士三百名，第一名叫会元。殿试录取分一、二、三甲，统称为进士。一甲又分为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科举考试，唐代以诗文取士，诗风很盛。宋代用经义取士，理学盛行。明清则以八股文取士，即用四书五经上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必须写八股、起承转合必须写几句。到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社会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印刷术的国家。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是由印章、石刻发展而来的。明代胡应麟认为，雕版印刷始于隋代，通行于唐代，盛行于五代，宋代达到顶峰。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代懿宗年间王玠印造的《金刚经》。该经卷高约0.3米，长约5米，由7个印页粘接而成。卷首是一幅画，其后是《金刚经》正文，画和文字都刻印得非常精美，说明当时的刻印技术已经很成熟。我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是唐太宗皇后长孙氏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所著的书籍《女则》。到了9世纪的时候，我国用雕版印书已经相当普遍。
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在今天四川和长江中下游，已有书商印售历书、诗歌、小学字书及阴阳迷信书等。12世纪初，浙江、福建、山西等地的书坊刻书业已发达起来。印刷技术形式有写刻、朱墨刻、多色套印等。我国的雕版印刷早于欧洲的活字印刷八百年。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刻体图书的流通，对当时的文化传播和保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盛唐在书画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书家之众多，书作之浩繁，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篆、隶、楷、行、草，各体书法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唐代书法艺术。在盛唐狂放书派的崛起中，张旭、怀素、贺知章将草书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颜真卿、柳公权则以严整的楷法创造了唐书独有的恢宏气象。行书取得了新成就，篆、隶在盛唐也得到复兴。
初唐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及尉迟乙僧的绘画活动，以及以敦煌220窟为代表的壁画，推动了唐代艺术发展。吴道子及其画派展现了盛唐美术的巨大成就，吴道子在唐代即被称为“画圣”。诗人王维也以水墨山水画擅名后世。张萱是盛唐仕女风俗画的代表画家。盛唐以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将青绿山水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被奉为典范。盛唐画家薛稷擅画鹤，画家边鸾的花鸟画设色鲜明，浓艳如生，都体现了唐代书画艺术的繁荣气象。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人称三苏）、曾巩、王安石。宋时八家之说尚未定型。明初朱右采录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位作家的古典散文编选在一起，刊行《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实始于此。后唐顺之编纂《文编》一书，于唐宋两代亦仅取此八家作品。茅坤再选八家古典散文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唐宋八大家”之名从此流传。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以后，治古文的人都以八家为宗。八大家均积极倡导和参与了唐代古文运动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反对骈俪，提倡古文，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开创了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而自由抒写的文风，在散文领域里取得了杰出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赵宋王朝，建都汴梁（今开封）。汴梁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汴梁最繁盛的时期是北宋，作为宋朝国都长达168年，历经九代帝王，有东京、汴京之称。汴梁城建设规划思想独特，城垣宏大，文化灿烂，周阔30余公里，城垣分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郭，设三条护城河。城内交通水陆兼容，畅通无阻。汴梁城在布局上打破了坊里制的封闭性，代之以商住开放的街道形式，实行坊市合一，形成了有利于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新的城市格局。这座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富丽辉煌的都城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中心，引来四海富商巨贾和八方工匠艺人，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财富聚积地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呈现出“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盛景。画家张择端绘制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把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梁社会各阶层之生活情景和繁华气象尽收画卷之中。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吴中区）人，死后谥“文正”，称“范文正公”。他两岁丧父，和母亲随着任小官吏的继父四处迁徙。26岁登进士第，因敢于直言强谏，屡遭贬斥，久不被重用。庆历元年（1041），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采取屯田固守策略，巩固边防，使西夏不敢进犯，当时边塞流行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之语。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方案，为守旧派所不容被外放任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写《岳阳楼记》时，他正在邓州做知州。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庆历六年（1046）九月，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一生行为准则。他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主张，深受当世和后人称道。
王安石（1021—1086），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人）。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是旨在改变北宋积弊、富国强兵的一场改革。宋神宗赵顼即位，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要倚靠他变法立制，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成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次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的八年间，王安石围绕富国强兵，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同时改革科举制度，推行新法培育人才。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使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更使得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但各项新法触犯了皇室、中上级官员、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他们强烈反对，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宋神宗有所动摇。神宗死后，新法被彻底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名。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位，916年称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改国号为辽，“辽”字在契丹语里是镔铁的意思。圣宗统和元年（983）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恢复国号为辽。1125年辽为金国所灭。根据契丹文和女真文的解读，即使在称辽的时期，国号在契丹语和女真语里仍叫契丹，始终以族名为国名。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境内的布拉纳城）。1218年，西辽被蒙古汗国所灭。契丹民族在建立了契丹王朝后，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并与草原传统相结合，参照汉字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两种契丹文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使用。辽灭金兴，契丹字又与女真字和汉字并行于金朝境内。1191年，金章宗完颜璟明令废除契丹文字，契丹字在金朝境内逐渐绝用，在中亚河中地区的西辽则继续行用。西辽亡后，契丹字不再行用于世，今成为学者研究的课题。
宋词是继唐诗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隋唐时期，从西域传入的音乐逐渐和汉族传统音乐融合，产生了燕乐。唐代的词，就是和这种新兴音乐的乐曲相配的歌词。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叫作“词牌”。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宋代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著名的有苏轼、柳永、秦观、周邦彦、辛弃疾、李清照和陆游等，名篇佳作亦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至今的词人1330多家，词作将近20000首。作为中国词史上的艺术巅峰，宋代词作以千姿百态的风采、丰富的情思意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唐诗并称双绝。宋词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建筑学著作。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宫廷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由于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致使国库无法应付巨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等亟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杜防贪污盗窃。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建筑规范，由皇帝下诏颁行，名《元祐法式》。因该书缺乏用材规范，难以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1097年，将作少监李诫再奉令编修，1100年成书，1103年刊印颁行，名《营造法式》。全书34卷，357篇，3555条，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典籍。这部书是当时建筑设计与施工经验的集合与总结，对后世建筑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共294卷，是司马光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他和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将其编纂完成。此书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终止，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起初，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龙图阁直学士，立志编撰《通志》，以此作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借鉴。次年，司马光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8卷上呈宋英宗，为英宗所重视，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即位后，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撰序文。在这部书里，编者以历史的眼光评判历朝得失作为鉴诫来供统治者借鉴，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沈括（1031—1095），北宋著名科学家，字存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1063年，沈括考中进士，不久升为太史令。1072年，沈括兼任提举司天监，大部分时间在开封研究天文，改革历法，后为集贤院校理，因职务之便，通读皇家藏书，充实学识。1088年，沈括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筑梦溪园，汇集平生见闻，撰写了《梦溪笔谈》。沈括学识渊博，在许多领域都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沈括著述有22种155卷，而据《梦溪笔谈》和宋代诸家书目，还另有18种。《梦溪笔谈》是以笔记体写成的科学典籍，全书总计30卷，分成17类，609条，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数学、地质、地理、物理、化学、医药、生物、建筑、冶金、文学、史学、音乐、艺术、财政、经济等，是一部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的巨著，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在世界科学史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岳飞（1103–1142），南宋著名军事家，民族英雄，字鹏举，北宋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菜园镇程岗村）人。岳飞20岁投军抗金，收复中原之地，四次北伐，是两宋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之首。作为南宋时期的重要将领，他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数百次的战斗，所向披靡，沉重地打击了女真贵族嚣张的气焰，为南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时年39岁。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岳飞为鄂王，改谥忠武。岳飞留有《岳武穆集》，其在出师北伐、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下写的千古绝唱《满江红》，至今是令士气振奋的佳作。他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保护了南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佩。
宋慈（1186—1249），字惠文，福建建阳人。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宋慈生于一个中等官僚家庭。宋慈少时拜朱熹弟子吴稚为老师，受朱熹理学思想影响很深。青年时期，宋慈进入太学，喜读诸葛亮的著作，常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自勉。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宋慈中进士，历任主簿、县令、通判兼摄郡事等职。他曾四次担任提点刑狱，在处理狱讼中，特别重视现场勘验。他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和提炼，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于1247年编辑了5卷本《洗冤集录》。该书自13世纪以来，成为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元、明、清的同类著作基本上是以此书为蓝本加以订正、注释和补充的。18世纪，《洗冤集录》被译成法、荷、德、朝、日、英、俄等国文字，流传海外。《洗冤集录》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比西方的同类书籍早350年。宋慈因而被后世誉为古代第一名法医学家，“世界法医学奠基人”。
程朱理学也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程朱理学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到南宋朱熹达到成熟。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至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的发展却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事无补的空言和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北宋末年徽宗赵佶时代的宣和画院和南宋初年高宗赵构时代的绍兴画院是中国画院的极盛时代。宋朝在建国之初设立了翰林图画院，两宋画院的画家和有名可查的有170余人。宋徽宗赵佶在人物、山水画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也擅长花鸟画，还创立了一种精瘦劲健的“瘦金体”书法。《宣和画谱》共20卷，收入6396件作品。宣和画院画师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北宋汴梁城的繁华景象。在书法方面，宋人“尚意”，一变唐代以来“尚法”的传统书风，开创了一代新风。北宋四大家，人称“苏黄米蔡”。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各具仪态。此外，北宋影响较大的书法家还有蔡京、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南宋高宗赵构精于书法，善真、行、草书，其书法影响并左右了南宋书坛。此外陆游、张孝祥、范成大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书法家。被称为“南宋四大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创立了南宋的“院体”画风，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北宋时期的交子。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提供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这时的交子，还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所印交子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客户可随到随取，因此赢得了很高的信誉，交子也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性质。后来交子铺户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1004至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交子得到了官方认可。1023年，北宋政府决定设立益州交子务，次年二月正式发行官方交子，国家发行的纸币由此发端，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元好问（1190—1257），金元之际著名诗人，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其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父元德明为金末名士。元好问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是金末元初文坛盟主，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今存诗1361首，内容丰富，一些诗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百姓苦难，堪称一代“诗史”；其文继承唐宋大家传统，清新雄健；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今存377首，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传世不多，仅存9首，但影响很大。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元好问曾赴漠北，觐见蒙古藩王忽必烈。晚年的元好问以编纂金史自任，著录百万字，取名为《野史》，1257年卒于获鹿（今河北省石家庄境内），归葬故乡系舟山下山村（今忻县韩岩村）。元好问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并辑有《中州集》，寓故国之思，其中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学作品。
文天祥（1236—1283），南宋末大臣，著名诗人，民族英雄，原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为名，又自号文山、浮休道人，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文天祥幼时从父读书，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名。当得到元军渡江的谍报，他即在赣州起兵，带兵开到临安。谢太后向元军投递降表，文天祥反对无效，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元营谈判，在元营与元丞相伯颜争辩不屈，怒斥降将，遂被扣留，押解北上。行至镇江，文天祥设法逃出，历尽艰险，从海路到福建，组织军队，继续抗元。南宋灭亡，文天祥被俘，被移上海船，经珠江口零丁洋时，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其中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不屈之志，为千古绝唱。文天祥于元十六年（1279）十月初一被押至大都（今北京），在拘囚中，大义凛然，终以不屈被害。他的诗词散文悲壮刚劲，反映了坚贞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其在狱中所作《正气歌》，数百年来传诵不绝。
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宋代瓷器的烧造达到了新的高度，产生了五大名瓷：钧瓷、汝瓷、官瓷、定瓷、哥瓷。五大名瓷各具特色。钧窑瓷器品种繁多，造型独特，色彩斑斓，被誉为“国之瑰宝”，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汝瓷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釉层薄而莹润，釉泡大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官瓷有南北之分。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在汴京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南宋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后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统称南宋官窑。官窑烧制青釉瓷器，其烧瓷原料和釉色的调配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胎骨颜色泛黑紫。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瓷器的胎骨较薄而精细，釉色多为白色，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哥窑瓷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其釉均为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
指南针也叫罗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战国时期，人们制成了指南工具——司南。宋代用人工磁体技术制造了指南鱼。经过长期的改进，人们将钢针在天然磁体上磨擦，有磁性的钢针成为指南针。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他对指南针的用法做过四种试验，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甲法和碗唇法。北宋出使朝鲜的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船队夜晚使用指南浮针辨别方位。随着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到南宋时，人们开始把磁针与分方位的装置组装成一个整体，便是罗盘。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不仅使人们克服了远航时不易辨别方向的困难，也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南宋时一些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经常搭乘中国的渔船往来贸易，他们学会了指南针的制造方法。到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阿拉伯和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比起中国迟了一百多年。指南针传入欧洲，为日后欧洲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前提。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中国不仅是火药的发明国，也是最早制造各类火器的国家。一千多年年，炼丹家发明了火药。唐末火药用于军事。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其部将郑璠的“飞火”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火药”的名称及其正式配方最早见于北宋，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还于11世纪初创制了“手炮”“蒺藜火球”等火药武器。南宋在1259年造出了发射子窠（弹丸）的突火枪，是射击型火器的鼻祖。元代制造出最早的铜铸火铳。八至九世纪，火药中的硝传入伊斯兰教诸国，波斯人称之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1260年，埃及在大马士革之战击败蒙古西征军，俘虏了工匠，缴获了大量火器，中国的火药与火器技术由此大规模西传。火药传入欧洲后，直到14世纪中叶，西方各国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
成吉思汗（1162—1227），原名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建立起庞大的蒙古汗国。1271年，元朝建立后，成吉思汗孙忽必烈追尊其为元朝皇帝，庙号太祖。铁木真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其父也是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9岁时，其父中箭而亡，部众流散。1189年，铁木真被推为蒙古乞颜部贵族联盟首领，此后四处征战，统一了蒙古各部。1206年春，45岁的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此后对外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1209年春进攻西夏；1224年破银川；1211和1215年两次向金进攻，占领金中都（今北京）；1219年发动第一次西征；西征前，降服畏吾儿，灭西辽；1220年，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1226年，再次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
成吉思汗（1162—1227），原名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建立起庞大的蒙古汗国。1271年，元朝建立后，成吉思汗孙忽必烈追尊其为元朝皇帝，庙号太祖。铁木真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其父也是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9岁时，其父中箭而亡，部众流散。1189年，铁木真被推为蒙古乞颜部贵族联盟首领，此后四处征战，统一了蒙古各部。1206年春，45岁的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此后对外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1209年春进攻西夏；1224年破银川；1211和1215年两次向金进攻，占领金中都（今北京）；1219年发动第一次西征；西征前，降服畏吾儿，灭西辽；1220年，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1226年，再次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
忽必烈（1215—1294），成吉思汗孙，元睿宗第四子，元朝的创建者，庙号世祖。蒙古灭金，据中原地区。蒙哥即大汗位后，命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事。忽必烈任用汉人儒士，采用汉法，使社会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发展。1260年，忽必烈在部分宗王的拥戴下，即大汗位于开平。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在蒙古语中为“汗八里”（Khanbaliq），意为“大汗之居处”，原称燕京，曾为辽、金陪都。元大都的营建始于1267年，新城位于原金中都旧城东北，历时20多年建成，后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大都城的建设以忽必烈驻跸的太岁山（今北海琼华岛）及周围湖泊太液池为中心，平面呈长方形，城墙用土夯筑而成，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共分50坊。元大都是当时东方著名的繁华之城，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大都城的繁华有着详尽的描述。高丽、日本、安南、波斯及欧洲的商人、使节、教士、科学家等都曾前往大都，而大都的建设中也有阿拉伯、尼泊尔等国工匠的卓越贡献。
忽必烈（1215—1294），成吉思汗孙，元睿宗第四子，元朝的创建者，庙号世祖。蒙古灭金，据中原地区。蒙哥即大汗位后，命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事。忽必烈任用汉人儒士，采用汉法，使社会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发展。1260年，忽必烈在部分宗王的拥戴下，即大汗位于开平。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在蒙古语中为“汗八里”（Khanbaliq），意为“大汗之居处”，原称燕京，曾为辽、金陪都。元大都的营建始于1267年，新城位于原金中都旧城东北，历时20多年建成，后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大都城的建设以忽必烈驻跸的太岁山（今北海琼华岛）及周围湖泊太液池为中心，平面呈长方形，城墙用土夯筑而成，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共分50坊。元大都是当时东方著名的繁华之城，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大都城的繁华有着详尽的描述。高丽、日本、安南、波斯及欧洲的商人、使节、教士、科学家等都曾前往大都，而大都的建设中也有阿拉伯、尼泊尔等国工匠的卓越贡献。
黄道婆（1245—1330），宋末元初棉纺织家，又名黄婆、黄母，汉族，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市华泾镇）人。她出身贫苦，早年流落崖州（今海南岛），以道观为家，向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元初元贞年间（1295—1296），黄道婆重返故乡，在松江府以东的乌泥泾镇教人制棉并传授和推广棉织技术，使乌泥泾和松江一带的人民迅速掌握了先进的织造技术，棉纺织品制造业呈现出空前盛况。松江府也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有“衣被天下”的美称。1330年，黄道婆去世，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为她立祠，岁时享祀。黄道婆墓在上海县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于1957年重新修建并立有石碑。上海的南市区曾有先棉祠，建黄道婆禅院。上海豫院内，有清代咸丰时作为布业公所的跋织亭，供奉黄道婆为始祖。
关汉卿（约1220—1300），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一作一斋）、已斋叟，解州（今山西运城）人，也有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和大都（今北京）人之说。他与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位居“四大家”之首。“元曲”一词始见于明，是元杂剧和散曲的合称。元曲同唐诗、宋词并称。关汉卿娴熟地运用元代杂剧的形式，在塑造人物形象、处理戏剧冲突、运用戏曲语言诸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杂剧和散曲，据文献资料记载，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等为其代表作。他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他的剧作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他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
“元四家”是元代山水画四位代表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的合称。四人均为江浙一带人，画风各有特点，但都擅长水墨山水并兼工竹石，画作具有典型的文人画风格。他们生活在元末社会动乱之际，遭遇相似，在艺术上都受到赵孟頫的影响。黄公望，常熟人，原名陆坚，全真教道士，后改名黄公望，字子文，号大痴道人，被推为“元代四大家之冠”。他得到舅舅赵孟頫传授，其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精粹聚于笔下。倪瓒，无锡人，初名珽，字泰宇，后字元镇，号云林居士、云林子或云林散人。他博学好古，工诗画，画法疏简，格调天真，以淡泊取胜。王蒙，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其山水画受到外祖父赵孟頫的直接影响，进而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综合出新风格。吴镇，嘉兴魏塘人，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常自署梅道人。他工词翰，擅于用墨，淋漓雄厚。元四家对后世的绘画尤其是“南宗”一派影响巨大。
元代中西往来活动的高峰当推马可•波罗的访华。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他跟随父亲尼柯罗和叔父马菲奥沿着丝绸古道，经过三年半的跋涉，于1275年到达开平（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马可·波罗游记备受忽必烈宫廷信用，在中国居留17年。
1291年，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从泉州出海，经君士坦丁堡返回故乡威尼斯。后来，他在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将自己的东方见闻口述给狱友。狱友将其整理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以纪实的手法，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虽然至今仍有学者质疑马可•波罗其人的真实性，但是这部由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的游记曾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热烈向往，对以后西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代中西往来活动的高峰当推马可•波罗的访华。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他跟随父亲尼柯罗和叔父马菲奥沿着丝绸古道，经过三年半的跋涉，于1275年到达开平（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马可·波罗游记备受忽必烈宫廷信用，在中国居留17年。
1291年，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从泉州出海，经君士坦丁堡返回故乡威尼斯。后来，他在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将自己的东方见闻口述给狱友。狱友将其整理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以纪实的手法，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虽然至今仍有学者质疑马可•波罗其人的真实性，但是这部由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的游记曾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热烈向往，对以后西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郭守敬（1231—1316），元朝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郭守敬幼承家学，后师从天文学家刘秉忠学习。十五六岁时，他得到一幅当时的计时器“莲花漏”的图纸，很快了解了其机理。20岁时，他负责指导疏浚了家乡的河道和修复了淹没多年的石桥，展现了才华。1262年，郭守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召见，面陈水利建议六条，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次年，郭守敬升任副河渠使，主持大都通惠河的修建工程。1276年，郭守敬修订新历法，先后制造了简仪、高表、仰仪、正方案等近20件天文仪器。这些仪器颇多创造性，提高了观测精度，对元、明时期的天文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历经4年时间制订出的《授时历》于1280年颁布，此后沿用360多年，代表了元代天文学的高度发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郭守敬被明末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称为“中国的第谷”。
元代的泉州港繁荣极盛，当时被称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元代实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大海商蒲寿庚于宋末元初掌管泉州市舶司，招来大量外商来泉州贸易。元朝规定民间商人可发舶海外，并行“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官商合办，有力地促进了泉州港的繁荣。元代瓷器制造业发达，元初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此城之中瓷市甚多”。元末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乘船到海外贸易，其所著《岛夷志略》中记述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诸蕃志》所载多了40多个，书中亦记载了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深受外国的欢迎。元末来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称泉州为“刺桐港”、“甚至可以称作世界最大的海港”。元代泉州的造船业也有新的发展，能造四层大船，设备齐全，可载1000人。元代泉州的外销商品中还有茶叶、铜铁器、盐、糖等，《岛夷志略》中记载铜铁器远销80多个国家或地区，泉州港的繁盛由此可知。
明永乐时期，国家统一强盛。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3），郑和奉命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均位居当时世界前列，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事。郑和（约1371—1433），明代宦官，航海家、外交家，又称三宝太监，回族，本姓马，云南昆阳（今昆明晋宁）人。1382年，明朝大军统一云南，他被俘进宫为内侍，入北平燕王朱棣藩邸，后在靖难之役中于郑村坝立功，赐姓郑，始名郑和，后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命郑和率领远航船队首次下西洋。郑和的船队从南京宝船厂开船，太仓刘家港出海，福建长乐五虎门开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在长达28年中，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与地区，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1433年，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首次大规模走向海洋，在15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1368年，徐达攻克元大都，改称北平。洪武十三年（1381），明太祖四子燕王朱棣在北平设立王府，俗称燕京。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取代其侄建文帝，登上皇位，建元永乐。永乐元年（1403），以北平为北京。1407年，朱棣下诏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1410年以北京为基地进行北征，同时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修建长陵。次年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1416年，朱棣召集群臣，正式议迁都之事。次年，北京营建工程全面展开。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建成。新修的北京城周长22.5千米，呈规则的方形，其中轴线的设置为世界独有的建筑布局。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下诏正式迁都，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1423年，北京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盛况，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剌、柯枝、加异勒、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齐集北京。永乐迁都北京，奠定了明清紫禁城和北京城建筑的基本格局，开启了明清将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长达590年的历史。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汇集了古代图书七八千种，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等文献资料。《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前后编纂过两次。第一次编纂始于永乐元年（1403），于次年完成。永乐三年（1405），朱棣再命姚广孝、解缙等人重纂，采选书籍众多，参与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2169人，历时六年（1403—1408）完成，初名《文献大成》。《永乐大典》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甚至后来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不及《永乐大典》的一半。《永乐大典》更为西方同时代典籍所望尘莫及，比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永乐大典》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后历经浩劫，今存不到800卷。
于谦（1398—1457），明朝军事家和民族英雄，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1421年，于谦中进士，宣德初授御史，为官清廉，巡抚山西、河南，锐意兴革，在各州县设平准仓，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兴修水利，深得民心。
1449年，瓦剌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挟持下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大败被俘，京师大震，史称“土木之变”。时英宗弟郕王朱祁钰监国，于谦力排南迁之议，拥立朱祁钰为帝（即景帝），整饬兵备，首创团营建制，选拔精兵，分营团操。于谦亲自督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以“意欲谋逆罪”杀于谦。抄家时，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后复官赐祭，追谥“肃愍”，改谥“忠肃”，有《忠肃集》传世。于谦曾经写下充满豪气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托物言志，通过赞美石灰，表达了自己不怕艰险、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为人清白正直的崇高志向。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也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川藏茶马古道始于唐代，源于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盛于明清。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可通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延伸至西亚、西非红海海岸。茶马古道全长4000多公里，有13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古代西藏和内地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茶马古道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各民族间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在澜沧江流域出产的云南大叶种茶叶的远征，联动了中外民族间的经济及文化交流。茶马古道还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之一。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融合，商品承载着文化在交流中融合。现在丽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大理州剑川县的沙溪古镇、祥云县的云南驿、普洱市的那柯里，有保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也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川藏茶马古道始于唐代，源于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盛于明清。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可通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延伸至西亚、西非红海海岸。茶马古道全长4000多公里，有13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古代西藏和内地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茶马古道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各民族间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在澜沧江流域出产的云南大叶种茶叶的远征，联动了中外民族间的经济及文化交流。茶马古道还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之一。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融合，商品承载着文化在交流中融合。现在丽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大理州剑川县的沙溪古镇、祥云县的云南驿、普洱市的那柯里，有保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
明代是中国书画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初，宫廷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绘画占有重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都在苏州从事绘画活动，而苏州古为吴地，故四人又被又称为“吴门四家”。继之，顾正谊和董其昌以“华亭派”著称，以董其昌影响最大，其讲求笔墨趣味的画法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期。明代书风继承宋元以来的帖学传统，前期楷书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台阁体”，以沈度、姜立纲为主要代表。成化到嘉靖年间，文征明、祝允明、王宠又称“吴中三大家”，一变“台阁体”的面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晚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为当时的四大书家。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文人的个性思想渗透到哲学、文学、艺术的各个层面，从徐渭的狂放到董其昌的平淡，从张瑞图的峻峭到王铎的刚毅，他们的作品既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倾泻，又流露出深幽孤峭的内心情感。
一般认为，商帮大多是从明中叶开始兴起的。中国古代著名的十大商帮有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白银货币化，国内外市场扩大，为商人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商业资本活跃，市镇蓬勃兴起，城镇中聚集了大批商人。各地商人主要从事粮食、丝棉织品、盐茶、瓷器、木材和典当等行业，也有从事奢侈品转贩的，也有部分商人投资手工业。越来越多的人走上经商道路，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社会阶层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已被颠覆。随着商品行业愈加繁杂和数量逐渐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又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因此商人们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商帮由此应运而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算盘是中国的发明，北宋已应用于世，《清明上河图》中已画有算盘。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商业发展，珠算术得到推广，逐渐取代了算筹。现存最早的珠算书是1573年福建建瓯徐心鲁订正的《盘珠算法》。在历史上流行最广、起作用最大的珠算书则是徽州程大位编的《直指算法统宗》。程大位（1533—1606），珠算发明家，字汝思，号宾渠，汉族，徽州休宁率口（今黄山市屯溪）人。他在商务往来中留心数学，遍访名师，历经20年，于1592年完成了巨著《直指算法统宗》17卷（简称《算法统宗》）。书中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数学难题，并记载了解决方法，堪称中国16至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珠算经典之作，开创了珠算计数的新纪元。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将其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清代前期，该书又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
王守仁（1472—1529），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军事家，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年间，其父王华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王阳明随父移居北京，28岁中进士。1506年，因反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到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当驿丞。他到西南少数民族杂居的偏僻山区，在龙场完成了重要的思想转变，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从此背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史称“龙场悟道”。他的致知思想包含着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动摇了儒家的权威。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王阳明心学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流行达150年之久，甚至远播海外，传至日本，成为显学。
自明初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广东的海岸线上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明朝筑海上16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取得了一些成效。嘉靖时，倭寇又猖獗起来，并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对闽、浙沿海地区进行侵扰。此时明朝军队中涌出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8），汉族，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民族英雄，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渚，山东登州（今蓬莱）人。戚继光初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后升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御倭兵事。
1555年，戚继光调浙江任参将，为抗御倭寇，亲赴义乌招摹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一支新军，演练创制的鸳鸯阵。该军由于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1561年，“戚家军”在龙山、台州大败倭寇，平定了浙东；次年率精兵援闽。1564年仙游之战大败倭寇，福建倭患遂平。次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倭寇。东南沿海倭患遂告解除。
长城，又名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其工程之浩大，规模之雄伟，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公元前656年，长城之筑，始见记载。战国时，楚、齐、魏、燕、赵、秦和中山等国相继兴建长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北御匈奴，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最为著名。西汉之后，东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辽、金等王朝，均规模不等地修过长城。明长城亦称边墙明朝在200多年的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中国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于2009年4月18日首次公布明长城数据：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辽宁虎山，西至祁连山东麓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56个县域，总长度8851.8公里。长城的空心敌台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所创建。明长城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中华武术，泛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中逐步形成的独具民族风貌的武术文化。武术缘起于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商及西周时期，即用“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齐桓公通过春秋两季的“角试”来选拔天下英雄。秦汉盛行角力、击剑。唐朝始行武举制，裴旻剑术、李白诗歌、张旭草书并称唐代三绝。宋元时期，民间武艺组织的练武活动蓬勃兴起。明代后期武术大发展，流派林立，形成了太极拳、八卦拳等主要的拳种体系。嘉靖年间，江南流行武术，有拳法11家、棍法31家、枪法16家、刀法15家、剑法6家、杂器械10家、钯法5家、马上器械16家。当时武术家有擅长短打的“绵张”，擅长踢法的“山东李半天”，擅长打法的“张伯敬”，擅长拿法的“王鹰爪”等。训练出著名“戚家军”的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和俞大猷、唐顺之、何良臣等编撰的《剑经》《武编》《阵记》等武术典籍，都为武术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代蒙古俺答汗与明朝罢兵和好的事件。俺答汗（1507—1582），是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其部住牧在丰州滩（今内蒙呼和浩特）一带，明嘉靖初年崭露头角，势力日强，控制蒙古右翼地区，将察哈尔宗主汗迫往辽东。
1550年，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明朝迫于俺答威势，开马市于宣府、大同等地，旋因闭市而战事又开。1570年，以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为契机，明山西宣大总督王崇古献安边之策，奏请朝廷，厚待把汉那吉。大学士高拱、张居正支持这一建议，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妻深恐明朝杀其孙，日夜责备俺答。俺答亦悔，拥十万众抵明边，索要把汉那吉。明蒙开始和谈。俺答遣使来朝，请封为王，并请互市。次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议定通贡互市条款，先后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马市11处，互市贸易，开始了明蒙数十年和平友好的局面。俺答封贡有力地促进了汉蒙经济、文化的发展。清人认为此事惠及后世200多年。
明隆庆元年（1567），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也称“隆庆开关”。明初“倭寇之患”始，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海防的需要，禁止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称为海禁。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方式进行。成化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白银的需求激增，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不可阻挡，海禁阻碍了中国对外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东南沿海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嘉靖末年，平息了倭患之后，隆庆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虽然开放有限，仍不准与日本贸易，但是标志着民间海外贸易合法化，由此晚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逐步占据海外贸易的主导地位。此时葡萄牙人东来，明朝在澳门开埠，引进外商经营，海外贸易合法化。生丝、丝绸、丝织品、瓷器等远销海外，换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隆庆元年（1567），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也称“隆庆开关”。明初“倭寇之患”始，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海防的需要，禁止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称为海禁。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方式进行。成化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白银的需求激增，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不可阻挡，海禁阻碍了中国对外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东南沿海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嘉靖末年，平息了倭患之后，隆庆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虽然开放有限，仍不准与日本贸易，但是标志着民间海外贸易合法化，由此晚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逐步占据海外贸易的主导地位。此时葡萄牙人东来，明朝在澳门开埠，引进外商经营，海外贸易合法化。生丝、丝绸、丝织品、瓷器等远销海外，换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青花瓷产生于唐，成熟于元末，明代以后为全盛期。唐代河南巩县呈青色花纹的瓷器可被视为青花瓷的滥觞。元末青花瓷以景德镇浮梁磁局的产品著称，是应宫廷对外交往的需要而兴的瓷器新品种。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持续近30年，所到大多是伊斯兰文明流行的区域。郑和下西洋带回了“苏麻离青”，这种海外钴料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达到了烧造的高峰，“开一代未有之奇”。在造型上，受西亚金、银、铜器的影响，青花瓷出现了许多新增的器型，如八角烛台、花浇、天球瓶等，具有浓厚的伊斯兰风格，或仿西亚金属器皿等器型。成化年间，进口钴料用竭，国产钴料的大量使用为民窑青花瓷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青花瓷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晚明社会，商品经济进入大发展时期，西风东渐，明朝在漳州月港开海，在澳门开埠，青花瓷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传播到亚、非、欧、美。
张居正（1525—1582），明代著名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明穆宗时，张居正进入内阁。明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旨在解决明朝200多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张居正创立“考成法”，整顿吏治，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的情况；在全国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实行是古代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改善了明朝财政状况，国库储备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与蒙古俺答汗进行和议，开展茶马互市，并建立了明朝与西藏达赖三世（索南坚错）的通好封贡关系。张居正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为安定各地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改革触动了贵族、官僚、地主等人的既得利益，张居正去世后，改革终止。
万历援朝之战，又称“援朝鲜”。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日本全国。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计划首先占领朝鲜，并以之为跳板攻打中国。在釜山登陆的日军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汉城、开城和平壤。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朝求援。次年正月，总兵官李如松奉命出兵援朝，与朝鲜军并肩收复平壤、开城。在收复王京时，明军受挫，而日军连败之后，军粮缺乏，弃王京，退据釜山。于是双方停战议和。后明廷对日本封贡事败，明朝再次出兵援朝抗倭。援朝之战历经7年，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中朝联军最终将日军逐出了朝鲜，取得了战争胜利。1598年的露梁海战是中朝联军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并切断敌人海上退路的战役。海战中，中国老将邓子龙奋不顾身，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身先士卒，都英勇牺牲。此战对战后朝鲜200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朱载堉（1536—1611），明代律学家、历学家、数学家、科学家，有“律圣”之称，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又称“端靖世子”，系明太祖朱元璋八世孙、明仁宗朱高炽六代孙。其父郑恭王朱厚烷能书善文，精通音律乐谱，朱载堉自幼深受影响。朱载堉所著《乐律全书》是兼含乐、舞、律、历诸学的百科性质的专著，共47卷，百余万字，由《律学新说》
《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历学新说》、《律吕精义》等15种著作汇刊而成。《律吕精义》内外两篇，阐述他创造的新法密率，在理论上解决了历代在旋宫问题上存在的矛盾，是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科学巨著，为现代键盘乐器和音乐艺术奠定了数理基础。十二平均律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徐光启（1562—1633），明代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他通天文、历算，习火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他编著的《农政全书》是17世纪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共60卷70余万字，分12门：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收养、制造和荒政，分类引录了古代有关农事的文献和明朝当时的文献，是“杂采众家”而又“兼出独见”的著作。书中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不仅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提出以预防为主的备荒和救荒思想，而且通过试验，推进农业技术的发展，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进一步提高南方的旱作技术，还推广甘薯种植，总结了蝗虫虫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
徐霞客（1587—1641），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22岁开始远游，至56岁去世，他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共16省，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徐霞客游记》是其30多年旅行探险的结晶。通过亲身考察，他论证了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关于“岷山导江”的说法，同时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关这些水道记载的混乱和错误。他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广泛考察和描述的是爱士培尔，时间是1774年；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是罗曼，时间是1858年，都比徐霞客晚了一二百年以上。
宋应星（1587—约1666），明末科学家，字长庚，奉新（今属江西）人。宋应星1615年举于乡，1643年任江西分宜教谕，在任内著成《天工开物》一书。《天工开物》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技名著，也是世界科技名著。书名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和《易·系辞》“开物成务”。全书分上、中、下3卷，共18章。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的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书中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还绘制了123幅插图，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该书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译成日、法、英、德、意、俄等多种文字，先后传到日本、朝鲜及欧洲各国。
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剧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海若士，一称若士，晚年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南）人。明代嘉靖、隆庆年间，魏良辅成功改革了昆山腔。梁辰鱼用昆山腔上演了《浣纱记》传奇，轰动了当时剧坛。万历年间，作者云起，作品繁多，形成中国戏曲史上继元杂剧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汤显祖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剧作家。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12岁时显示出才华，34岁中进士，因不附权贵而弃官，潜心于戏剧和诗词创作。在戏剧创作上，汤显祖推崇徐渭的浪漫精神和李贽的“童心说”，崇尚真情，其戏剧《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其中《牡丹亭》是其代表作，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以浪漫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个性解放的思想。在中国戏曲史上，汤显祖与关汉卿、王实甫齐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四大名著是明清四部著名小说的统称，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从明代开始，小说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地位。元末明初，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诞生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水浒传》。罗贯中（1330—约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施耐庵（1296—1371），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字子安，号耐庵。晚明刻书业的发展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西游记》成书于嘉靖年间，作者吴承恩（约1504—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四大名著中唯一一部写作于清代的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约1715—1763），名霑，字梦阮，又号芹溪、芹圃。他自幼在“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后因家庭衰败而饱尝人间辛酸，晚年移居北京西郊，创作了《红楼梦》前80回。《红楼梦》后40回由高鹗整理。四大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李自成起义，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进占西安。
1644年正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同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死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当天下午，李自成头戴白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乌龙驹，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入居紫禁城，在武英殿召见父老，询问民间疾苦，严惩明朝贪官污吏。大顺军进城之初，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勒令退赃缴饷，军将骄奢，士兵抢掠，城中气氛凝重。不久，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迎清兵入关。四月山海关之战，李自成亲率大军出战，败于多尔衮率领的清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的合兵。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次日退出北京，大顺政权失败。
明末清初是理学发展的自我批判时期。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中国17世纪下半叶社会进步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为东林名士，被魏忠贤所害，他受遗命就学于刘宗周。清兵南下，他抗清失败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提出反对君主专制，对理学进行了一次历史性总结。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少年时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抗清失败后，他十谒明陵，遍游华北。顾炎武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开一代脚踏实地的学风。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亡，抗清失败后，他隐居衡阳石船山麓著述，世称船山先生。其著作由后人集为《船山遗书》。他在理气论、人性论、认识论、知行观等方面均突破了理学的局限，影响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
史可法（1601—1645），明末政治家，民族英雄，字宪之，又字道邻，顺天大兴（今北京）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中进士。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马士英等拥立福王于南京，授史可法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史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摄政王多尔衮劝降，史可法以《复多尔衮书》拒绝，不卑不亢，气节流传万世。清兵大举南下，史可法由扬州至白洋河部署防御，后退保扬州。他知城终不可保，决心以身殉国。清豫王多铎命降将李遇春招降，一日来五书劝降，史可法不启封，投之于火。清军攻城，城破，他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清兵追及，大呼：“我史督师也！”被俘。多铎以洪承畴为例劝降，史可法慷慨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壮烈就义。后人以衣冠葬于扬州天宁门外之梅花岭。南明隆武帝予谥忠靖。乾隆中，追谥忠正。后人编《史忠正公集》传世。
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侵占中国台湾。明末清初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原名福松、森，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人。其父郑芝龙为明末海商兼海盗集团首领，接受明朝招安，平定东南海上，后为南明隆武朝“建安伯”，曾组织向台湾移民，积极开发台湾岛。1645年，郑成功在福州受到隆武帝召见，赐国姓朱，改名成功，中外尊称“国姓爷”。次年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起兵抗清。1661年，郑成功亲率兵将，乘战船从金门出发，在澎湖休整几天后，直取台湾。荷兰侵略军把军队集中在台湾（今台湾东平地区）、赤嵌（今台南）两座城堡。郑军船队驶进鹿耳门内海，主力从禾寮港登陆，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并切断了与台湾城的联系。战斗中，击沉荷兰“褐克托号”战舰，击溃了台湾城的援军。赤嵌的荷兰军遂向郑军投降。郑成功在台湾城周围修筑土台，围困敌军8个月后发起强攻。迫使侵略军头目签字投降。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领土台湾。
平定三藩之乱指清初平定汉族藩王叛乱的事件。“三藩”指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明末尚可喜、吴三桂、耿仲明三家归附清军，成为清朝入关与统一全国的重要军事力量。顺治年间，帝命平南王尚可喜留镇广东，命平西王吴三桂就镇云南，命靖南王耿继茂（耿仲明之子）移镇福建。随着镇边日久，三藩的军事力量迅速扩充，平西王吴三桂更是功高权重。康熙皇帝亲政后决意撤藩。撤藩令下，三藩接踵发动叛乱。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改国号为“周”，以次年为元年，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并封授文武群臣。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尚之信（尚可喜之子）随之起兵响应，云贵、川湖、闽浙、两广以及陕甘等地叛军四起。康熙皇帝部署平叛，倚用绿营兵，实行满汉联合作战，分化瓦解敌人，剿抚并用，恩威并施。康熙十五年（1676），耿精忠、尚之信投降，吴三桂陷入孤立。其后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不久病死。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云南平定，历时8年的平叛战争结束，至此消除了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统一。
清代将设立于广州的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即洋货行直称为洋货十三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次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等共同商定，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后者征收对象为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负责征收。广州洋行制度由此创始。十三行原属牙行性质，广东官府规定其为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特产品的中介贸易商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十三行后来扩大了业务和权限，职能是向海关承担代缴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十三行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行制度，是清廷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十三行是清代“一口通商”的缩影，也是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见证。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十三行遂没落。
雅克萨之战是17世纪80年代中国抗击沙俄侵略的自卫反击战。17世纪40年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侵占雅克萨（在今漠河东，黑龙江北岸）、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等地，杀掠骚扰。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军向俄军发出通牒，劝其投降，遭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拒绝，于是鏖战彻夜。最终托尔布津乞降，并退回尼布楚。清军将城焚毁旋即班师。同年，托尔布津背信弃义，再次率领侵略军乘隙占据雅克萨。次年，康熙皇帝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兵再次攻取雅克萨，托尔布津重伤毙命，俄军被围困5个多月，弹尽粮绝，遂请求清军撤围，谴使议定边界。双方于1689年7月24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是中俄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是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成果。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1858年，沙俄又依据《瑷珲条约》割占了雅克萨。
木兰秋狝是清朝皇室实行的狩猎制度。“木兰”本为满语，汉语意为“哨鹿”，即捕鹿。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始，清廷在北京至木兰围场沿途设置了许多行宫，其中热河行宫，又称为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1703年始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费时八十九年建成。清代帝王每年夏季到避暑山庄避暑，处理朝政。许多蒙古、西藏等政教首领觐见皇帝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避暑山庄。“外八庙”是清朝在避暑山庄周围依照西藏、新疆、蒙古藏传佛教寺庙形式修建的寺庙群。溥仁寺和溥善寺是蒙古诸部王公为庆祝康熙皇帝60寿辰建造的。普宁寺是为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族首领噶尔丹的武装叛乱，在避暑山庄为厄鲁特四部上层贵族封爵所建。安远庙是为新疆达什达瓦部两千余众迁居热河后提供参拜而建。普陀宗乘之庙是为了庆祝乾隆60寿辰和皇太后80寿辰，仿照拉萨布达拉宫而建，乾隆帝在这里接见了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西藏达赖喇嘛到热河觐见时亦居于此处。须弥福寿之庙建于乾隆帝70岁生日，西藏政教首领班禅额尔德尼六世到承德贺寿时，曾为其行宫。
北京古观象台原名“司天台”，始设于元代，明初北平被攻克时毁于战火，残存的天文仪器被运往南京保存。明正统七年（1442）重建此台，系由元代大都城的东南角楼改建而成的高台砖砌建筑，改名“观星台”。台上置有大型铜铸天文仪器浑天仪、简仪、浑象仪（天球仪）等，台下是紫微殿、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置有圭表、漏壶等仪器。崇祯年间，徐光启、李天经等人先后制造了极限大仪、平悬浑仪、平面日晷、候时钟、望远镜、沙漏等仪器。清代时，更名为“观象台”。康熙、乾隆年间，利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技术，制造了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纬仪等8件铜制的大型天文仪器，除了造型、装饰、工艺等方面具有中国的传统特色外，均采用欧洲天文学度量制和仪器结构。从明正统初年到民国十八年（1929）止，北京古观象台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是现存古观象台中保持连续观测时间最久的机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独特地位。
土尔扈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大约在16世纪，厄鲁特蒙古分为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主要生活在伊犁河谷、额尔齐斯河两岸、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一带。后准噶尔部强大，欺凌其他各部。土尔扈特部约二十余万人，明崇祯元年（1628）向西迁移，辗转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游牧汗国。西迁后的土尔扈特部汗参加了于塔尔巴哈台召开的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首领会议，派遣使臣朝贡。清廷曾派出使团前往探望土尔扈特部。沙皇俄国彼得一世时期，对外扩张。1769年，沙俄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向土尔扈特征调16岁以上男子当兵。土尔扈特渥巴锡汗带头焚烧了自己的宫殿，表示返回祖国的决心。1770至1771年，土尔扈特人历经8个月的长途跋涉，克服水草粮食供应等困难，与拦截追击的沙俄军队浴血战斗，牺牲过半，最终实现了东归祖国的愿望。渥巴锡汗等从伊犁前往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特命在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乘之庙前竖立石碑，以纪念土尔扈特部归来。
乾隆十六年（1751）至四十九年（1784），乾隆六次南巡。南巡时，乾隆带着皇后嫔妃、王公大臣、章京侍卫、扈从兵丁一行2500余人，声势浩大，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400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用船1000多只，旌旗招展。乾隆所乘御舟称为安福舻、翔凤艇，共有5艘，制作精美。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凡经过的地方，15公里内的地方官员都穿戴朝服前往迎接。六次南巡中，乾隆五次视察了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海塘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繁华昌盛。南巡路上，乾隆每次都带画师随行，将喜爱的江南景色摹绘成图，在北京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如徐扬绘制的《乾隆南巡图卷》12卷，描绘了乾隆南巡途中了解民俗、察吏安民、巡视河工、阅兵祭陵等场景，展现了士民工商的风情世态及黄河、淮河、长江、大运河沿岸及西湖等地的锦绣江山，留下了“康乾盛世”的历史记忆。
《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编纂的中国古代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共7.69亿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故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纂，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修成第一部《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二年（1787）最终完成编纂和缮写校订工作。《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7.9万卷，分抄6部，分贮在全国七个藏书楼中，即南北七阁。南北七阁包括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均仿照明代宁波天一阁格局建造，即承德避暑山庄内文津阁、圆明园内文源阁、紫禁城内文华殿后文渊阁和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四阁俱在宫禁之中，称为内廷四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特下谕旨，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分贮于南三阁。南三阁是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现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抄补）传世至今。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被称为“国粹”、“国剧”，享誉海内外。京剧的形成和发展始于徽班进京。徽班，是以安徽籍（特别是安庆地区）艺人为主，兼唱二簧、昆曲、梆子、啰啰等腔的戏曲班社，开始多活动于皖、赣、江、浙诸省，尤其在扬州地区。四大徽班是清代乾隆年间活跃于北京剧坛的四个著名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的合称。1790年，为给乾隆祝寿，从扬州征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入京，为徽班进京始。此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六班逐步合并成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并逐渐称雄于京华剧坛。四大徽班的演出各有所长，上演的剧目丰富，颇受京城观众欢迎。四大徽班进京献艺，揭开了200多年中国京剧史的序幕。徽班吸纳、融合、磨炼出一个戏曲声腔—皮黄，到北京后，又吸取其他剧种的优点，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剧种——京剧。
《江格尔》，蒙古族英雄史诗。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经过历代人民群众，尤其是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不断加工、丰富，最后形成大型史诗。迄今，国内外已搜集60余部，长达10万行左右。《江格尔》由序诗和其他数十部作品组成。序诗概括了全书的中心思想，叙述了江格尔的身世和宝木巴的创建过程等，其他诸部（章）均有一个中心人物，可独立成篇。
《格萨尔王传》，藏族长篇英雄史诗。广泛流传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族聚居区，在国外如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也有流传。格萨尔王生于1038年，殁于1119年。在藏族的传说里，他是神子推巴噶瓦的化身，一生戎马，扬善抑恶，宏扬佛法，传播文化。《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是几个世纪以来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玛纳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内容丰富、结构宏伟。由《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涅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和《奇格台》共8部构成，总计20余万行。史诗描绘了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的事迹，千百年来中国的新疆、中亚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阿富汗等都是该史诗的重要流传地区。
中国传统四大节日是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春节，即农历新年，民间传统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的这段时间，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在春节期间，人们贴红春联，燃放爆竹，包饺子，祭奠祖先，祈求丰年。
清明节在阳历4月5日前后，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清明节原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主要活动是踏青，后来合并了寒食节的内容。寒食节起于春秋时期晋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奉君”。
端午节为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五月节等。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人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屈原的身体，以米团投入江中，后来就有了吃粽子的习俗；人们由划船捞救逐渐发展为龙舟竞赛。
中秋节为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古时称为仲秋，因此也称为中秋。中秋月亮圆满，象征团圆，要吃月饼。中秋节源于古代的祭月迎寒活动，西汉时初具雏形，晋时有赏月之举，到北宋时正式定名。
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大河，因河水黄浊而得名。古代称之为“河”，汉书中始称黄河。黄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西起巴颜喀拉山，东临渤海，北界阴山，南至秦岭，像一头脊背穹起、昂首欲跃的雄狮，从青藏高原越过青、甘两省的崇山峻岭，横跨宁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奔腾于晋、陕之间的高山深谷之中，破“龙门”而出，在西岳华山脚下掉头东去，横穿华北平原，奔向渤海之滨。黄河呈“几”字形，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9省。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远在80万年前，黄河流域就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已有定居农业。距今约3500年前，位于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世界三大文明中心之一。由夏至北宋，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上，黄河及沿岸流域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亚洲第一大河，还是世界第三长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流经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市，最后由上海崇明流入东海。长江有雅砻江、岷江、嘉陵江、沱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青弋江、黄浦江等重要支流，其支流流域还包括甘肃、贵州、陕西、广西、河南、浙江、广东等省的部分地区。长江流域是中国巨大的粮仓，产粮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其中水稻产量达总量的70%。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和成都等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在长江流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用“江”特指长江。从青藏高原一泻千里的长江，贯穿了整个中国，孕育了中华文明。
